霍革军
1998年1月3日，一对加拿大夫妇和他们的孩子正在洪都拉斯一条公路上疾驶。
“像是出故障了。”丈夫瓦利一边说，一边将他的灰色丰田车绕过挡在公路单行道上的一辆破旧不堪的卡车。他妻子莎丽·汤普森眯起眼睛定睛细瞧卡车内和周围的5名男子。汽车出故障在洪都拉斯中部地区公路上是常见的事，可是，遭遇歹徒袭击也很普遍。
对这对来自加拿大维多利亚市的夫妇来说，乐善好施是他们的天性。45岁的莎丽在荒僻的洪都拉斯乡村传授急救知识，48岁的瓦利则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公园的主任，正在休假。他们有三个孩子，14岁的吉尔、11岁的格文和8岁的斯图。
“出了什么事吗？”他们的汽车缓缓通过时，瓦利用西班牙语问那几个人。
“汽车发动不了。”其中一名男子说。瓦利想了想：现在是下午1时15分，天气炎热。下一辆车从这里经过可能是几个小时以后的事了。而且，当地警察曾向他们保证说，他们挑选的星期天前往加勒比湾岛度假的路上不会有歹徒。
“你们就呆在车里，我去看看能否帮他们一下。”瓦利告诉妻子和孩子们，同时警惕地看了看前方。他没有让发动机熄火。下车后，他朝后面走去，与那帮人打招呼。
当他俯身在卡车引擎罩下面检查时，一个瘦削的男人缓步走向丰田车，站在乘客座位旁。他脸上堆着假笑，迅速从屁股上的手枪套里取出一支口径0．22的半自动手枪，对着后排座位上的3个孩子。“不！”莎丽边喊边把车窗摇上去。
瓦利循着妻子的喊声转回身，眼前的一幕把他惊呆了。他决定把枪手的注意力从家人身上引开，他朝枪手走过去，枪手正用枪对着车中的人。瓦利紧盯着枪手，握紧拳头。他大喊一声，走到轿车的后面。那人跟了过来，手枪指着瓦利的胸。
“把枪扔掉，”瓦和平静地说，“我们打算帮助你，而你却在威胁我的家人。”
“把枪交出来！”那人吼叫道。瓦利意识到他的这种猜测是有道理的。在洪都拉斯，买得起昂贵汽车的人一般都有枪。如果他知道我们没有枪，他就会为所欲为了。“不！”瓦利摇了摇头。那人退到后面的车窗前，再一次把手枪对着孩子们。
“我要你交出枪和钱！”他咆哮道。
“不！”瓦利回答，心里清楚洪都拉斯的歹徒通常会对受害人下毒手，不会留下证人。
瓦利极力想让孩子们远离危险，他走到司机一侧的后门旁，扭开车门，叫孩子们都下车。孩子们慌成一团地从车上下来，一起站在车外，丰田车的车身能遮住他们，免遭站在汽车尾部那名枪手的射击。瓦利走回到车后面，再一次示意枪手过来。他已经想出了个让家人脱身的妙计。
瓦利和莎丽结婚20年了，多次经历危险的旅行，他们的智慧和合作也多次使他们死里逃生，包括此前遭遇灰熊的袭击。来到洪都拉斯后，为防歹徒袭击，他们事先商量好了一个计划：两人中有一人必须尽量保护好孩子，将他们送到安全地方，即使这意味着留下来的其中一人会死去。
当枪手的注意力集中在瓦利身上，再次索要枪和钱时，莎丽偷偷溜到了驾驶盘的后面，孩子们也悄悄地钻回车中。莎丽眼盯着后视镜，默默祈祷瓦利能摆脱险境。同时，她已经做好发动汽车，让车高速开走的准备。
枪手显然是被激怒了，往后退了三步，瞄准，开了一枪。瓦利身体一个转身，双膝跪地，痛苦地大叫起来，紧紧捂住腹股沟。
莎丽知道她得走了，可又不愿将她深爱的人留在地上等死。她跑回他四肢摊开躺着的地方，他的一只手臂搭在卡车缓冲器上，血从两腿中间渗出。
枪手转身背向他们，挥舞着手里的枪，对其他几个人哇哇嚷着什么。他已经让瓦利丧失了活动能力，从而有时间从容做自己想做的事了。洪都拉斯很少有女人会开车，很显然，歹徒没想到这个蓝眼睛的外国女人会开车。
“我们得走，”莎丽催促瓦利，并把他朝开着的汽车后门拖去。她知道枪手很快就会回来解决他们。瓦利想站起来，可他的左腿使不上力。靠着莎丽的支撑，他凭借没受伤的右腿艰难地移到车门边，纵身扑到车里。吉尔跳进前排座位，趴在地板上，朝后窥视着歹徒。
莎丽飞身钻进司机的座位，一脚将汽车油门踩到底。她强迫自己不往后看，集中精力看着前方的左手弯道。
吉尔看见歹徒听见马达的轰响声后迅速转过身来，他的脸因恼怒扭曲了。他追到了敞开着的后车窗跟前，一阵乱射。一颗子弹击中前排乘客座位的顶端，吉尔迅速埋下头去。另一颗子弹穿过了莎丽的塑料座位安全带，从她的大腿边上擦过去。第3颗子弹钻进金属窗户框时，空的弹壳在斯图安的头上飞溅。之后，枪手被甩掉了，可他仍然在向丰田车射击。
由于车速太快，莎丽拐弯时，车身直打滑。她用惊恐的声音喊道：“有人被击中了吗？”
“没有。”吉尔安慰她道。
一脸惊恐的孩子们盯着他们的父亲，他的手按在越来越扩大的血污上，鲜血已经浸透了他的短裤。子弹擦过骨头，击中了大腿股动脉和血管。如果这些主血管上没有压力，他们的父亲将在几分钟内流血而死。几个月来陪着母亲参加的急救护理训练在此时此刻派上了用场，吉尔倚靠在后座位上，双手往下死死按住父亲的座椅顶端，帮助父亲按住伤口。瓦利痛得龇牙咧嘴，双眼往后翻，好象要昏厥过去。格文正打算为父亲做人工呼吸，父亲的眼睛睁开了，这让她松了一口气。
“爸爸醒了！”格文喊了起来。“好吧，使劲按住。”莎丽说。格文用肘部顶在吉尔和瓦利的手上面。可是，血仍然从他们的指缝间喷出，不久就把座椅染红了。
“我们得把他送到医院去。”莎丽说着，尽自己所能以最快的速度往前驶去。这会儿，她拐上木桥，汽车飞驰过小河，溅起阵阵水花。她突然发现自己辨认不出前往最近医院的方向了。
10分钟后，莎丽在一个叉口处将车停下。如果汽车拐错了就等于要了瓦利的命。这时，她看见一个小餐厅，周围坐着一些人。“哪条路通往胡蒂卡尔帕？”她喊道。一个年轻人朝丰田车走过来，车内血糊糊的一名男子和3个孩子着实吓了他一跳，他指了指左边的叉口：“那边！”
莎丽一踩油门，车轮再次飞旋。吉尔在座位上保持平衡，努力按住父亲的伤口。
上帝呀，我们真的需要你了，莎丽在心中祈祷。对瓦利她除了开车已经无计可施，抢救父亲的任务落在了孩子们的身上。
瓦利从没感到过这样的钻心疼痛。“孩子们，给我一件东西，让我咬住。”他对斯图安说。斯图安一阵摸索，找到了瓦利的红色地址簿。当他看见父亲死死咬住它时，他俯身向前亲吻他的前额。“我爱你，爸爸，请不要死。”他恳求道。
“我会争取的。”瓦利保证道，但他知道自己受了重伤，疲劳总在袭扰他，他一次次地将睡眠的感觉赶跑。“摇下车窗，把我没受伤的腿伸出去。”他说，希望抬起右腿能让更多的血液流进他的躯体。吉尔和格文努力抬高他的腿，把它抬到窗框去。有几分钟，瓦利感觉好受些了，但是不久麻木从他的双腿扩散到了他的双臂。
又经过10分钟的驾驶，莎丽挥手拦下一辆卡车，那辆车上的女乘客自愿引导他们前往医院。在胡蒂卡尔帕，当他们喇叭一路鸣响沿小路朝前疾驰时，人群纷纷躲避，瓦利虚弱地说：“我认为我还能坚持5分钟。”
“你能行，爸爸。用不了那么长时间了。”斯图安说。瓦利开始喘气了，呼吸已经出现困难，他感到自己的意识越来越模糊。
距医院还有两个街区，莎丽的车吱嘎一声停在一辆正在等红灯的小型卡车后面。“赶快让开！”她绝望地尖叫道。卡车没有动。
“坚持住，”她咕哝道。她干脆一松踏板，猛撞卡车的尾部。可它仍然一动不动。她又加大这辆四轮驱动汽车威力强大的发动机，终于将前面的卡车推到公路边上，她的车轰鸣着过去了。
遭枪击30分钟后，莎丽终于将车拐进了一家乡村小医院的大门，她也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当两名男护理员火速将他送进急诊室时，他的脸已经苍白一片了。
“你是什么血型？”一名医生在剪被鲜血染红的短裤，开始静脉注射盐水时，问道。
“A型。”他嘶哑着声音说。
医生看了看莎丽，“对不起，我们没有A型血了。你们将前往特古西加尔巴（洪都拉斯首都）。”她说，并给他包上压力绷带：“我们有救护车，司机是现成的。”
莎丽一听，脸色骤变。“可是，它离这儿还有两小时的路程呀！”她不满地说。
“别无办法。”医生回答说。
3点钟，在医院呆了一个小时后，瓦利被送上了救护车。他的右腿从腹股沟到脚趾都被紧紧地缠上了绷带。两品脱盐水——医院最后的库存——正滴进他的胳膊。简易的医院派不出随行护理人员，于是吉尔和格文同父亲一起坐在救护车后面，而莎丽和斯图安驾驶丰田车紧随其后。
“不管你们做什么，一定要让他说话，”莎丽吩咐道，“千万不要让他昏迷。”
但出发前，他们又听说救护车没有汽油了。莎丽垫付了40美元才将油箱加满。终于，车灯大开，汽车轰响着沿蜿蜒崎岖的乡村公路向洪都拉斯首都驶去。
伤口向外流血的速度减慢了，变成一滴滴的血滴，但是不久，内出血使瓦利的腿和阴囊肿起来，他痛得扭动身躯。格文和吉尔眼看着两袋盐水以惊人的速度消失。半个小时后，瓦利的盐水用完了，他的静脉注射针管变得殷红一片，因为鲜血冲上了空了的注射管。格文和吉尔别无选择，只有把它关掉。
30分钟后，瓦利开始控制不住地颤抖起来。格文大声喊司机停车。吉尔和格文看见父亲的脸更白了，眼睛也睁大了。他们意识到他快要昏迷了。“我们需要毯子、水和止痛药！”孩子们对母亲喊道。
他们把毯子盖在父亲身上后，救护车再次上路了。瓦利痛得牙关紧咬，他的腿这会儿肿得比平时粗两倍。可他一旦感到黑暗逼近，耳边就会响起孩子们的声音：“你会好起来的，爸爸，不要昏迷。”
瓦利的头前后晃动，嘴里用西班牙语咕噜道：“上帝呀，请保护我的家人吧。”
“爸爸！爸爸！醒醒！”吉尔喊道，但是瓦利感到自己正飘向一片宁静的地方。可是，家人就在他身边，他还想不出撒手人寰的理由。随后，他想起自己身在何处。来吧！你对孩子们保证过你将尽力的，他责备着自己，竭力恢复知觉。
救护车风驰电掣般地穿过特古西加尔巴起伏不平的街道时，报警器一路鸣叫。下午5时30分——瓦利遭枪击4个小时后，他们终于来到了医院的急诊室门口。给他做手术的医生们没有一个相信他坚持了如此长的时间。他丧失了6品脱的血，是体内血液的一半。
“我将尽力而为，”血管外科医生约塞·卡罗斯告诉莎丽，“但是，我不知道是否能救得了他的命，他的腿能否保住就更不好说了。”
手术室里，阿瑟罗·迪兹用手术钳夹住流血的动脉和血管，它们都受到严重破坏。他首先修复血管，仔细将伤口两端缝合在一起。然后，他开始了一系列精巧的操作，一针一针地将4厘米长的人造皮肤缝合到碎裂的动脉末端上。
第二天，瓦利脱离了危险，医生们告诉他：他的腿保住了。
孩子们被允许看望爸爸了。他们每次只能一人进入他的病房，瓦利一一握住他们的手，“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他对每个孩子说。
9天后，他的屁股上出现一个疖子。“那不是疖子，是子弹。”莎丽说，它被取出了，第二天，瓦利拄着双拐离开了医院。
瓦利在洪都拉斯恢复期间，莎丽又讲授了4次急救课。到2月份，他能跛行1公里了，全家人开车沿主要公路前往加勒比湾岛补他们错过的休假。3月，他们返回了维多利亚的老家。
加拿大大使馆向特古西加尔巴犯罪调查局报了案。警方展开调查，可是歹徒至今仍逍遥法外。瓦利仍然保存着那颗差点要了他的命的子弹。“我为我的孩子们感到骄傲，因为是他们救了我。”他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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